重新来
这个blog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原因是到了云南以后，开始一段时间是修身，每天独自向电脑里面输入如梦的呓语。过了一段时间，简单梳理了一下思绪之后，我就开始看书了，一本一本看，开始是有规律的，后来几本有趣而又易读的大部头书，完全把计划打乱。后来迅速进入浮躁期，买书代替了看书，但是既然买书，就没有停止看书，所以只能说非常缓慢地进步着。
考研的失败让我很灰心，于是寒假在家里不知道在干什么，郁闷中把脑子清空了。到了学校就找工作，很好玩的是，那一次到黄岛新华书店那个写字楼去找工作，我们是下午去的，中午在jusco大快朵颐一番，顺便查了查我每天都查的成绩，那天中午一下查出来，发现自己能上研究生的可能性还活着，于是很高兴。但约好了工作还要去找，我们一去，那个日本公司还真当一回事，又面试，又做题。我的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差，问我的问题五个蒙对一个，最后让我做题，干脆说不会。当然场面也很尴尬，但我超然地想：老子要去上研究生了。
这些天通过阅读和想象，自己也不是像刚来昆明时那么迷糊了，对于自己应当是什么和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越来越清晰，再阅读和反思中，我重新回到了我的理想：社会理论，也就是社会哲学上，我感到理论在考研前就是我一个与众不同的理想，如果我积极投身于社会理论领域，很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学者。如果我的个人条件不够，也起码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阐释者和组织者。我可以变成一个对我的学术旨趣很明白的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社会理论，并指导他们进入社会理论研究这条道路。就像陈建明兄说过的，中国社会学界懂理论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奢望自己能够走得非常远，因为一个学界中出现大师的机会是这个学界内沉淀的东西决定的，我觉得刘小枫先生最近主编的种种丛书，其"盛世修经典"的想法都与这有关，所以我希望自己先从西学入手，大致搞清楚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对自己的知识进行建构，中国的事情只是其次，我开始听到陈文超对于华东乡土派的解释，曾经感到新鲜和赞同，因为我原来有一种理解，即西方社会（学）理论是谈论的是西方的问题，这些西方的问题在东方国家，我们的语境中并不存在，所以要真正进入学术圈获得一种话语权，就必须从基础做起理解西方哲学、社会和问题，否则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但是关于华东乡土派的叙述给与我的想象是我们可以抛开西方的理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也就是焦玉良（http://www.snzg.cn/luntan/dispbbs.asp）先生评论中提到的“创建自己理论，摘掉有色眼镜的宏图大愿”。直接地受到《八十年代回忆录》（牛津大学版）的影响和启发，我又回到了开始的那个认识，并认为华中乡土派的实践者们取消对西方经典思想的回归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甚至“社会”范畴也同样是近代发展起来的，脱离西方思想传统建构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不理智之举，如果作为一个研究策略和实验，可能会产出很多经验；但是如果将这种策略上升为一种长远的指导战略，则是危险的。第二，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在与西方社会同质化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与西方社会在近代甚至是当前相似或者相同的问题，如果从根基上脱离当前西方社会学传统，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我们的学者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使有这样的能力，这种方法论是否会将中国社会学带到一个偏狭的角落并产生一门名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
（感谢陈建明同学给我的顿悟式启发）
考研的失败让我很灰心，于是寒假在家里不知道在干什么，郁闷中把脑子清空了。到了学校就找工作，很好玩的是，那一次到黄岛新华书店那个写字楼去找工作，我们是下午去的，中午在jusco大快朵颐一番，顺便查了查我每天都查的成绩，那天中午一下查出来，发现自己能上研究生的可能性还活着，于是很高兴。但约好了工作还要去找，我们一去，那个日本公司还真当一回事，又面试，又做题。我的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差，问我的问题五个蒙对一个，最后让我做题，干脆说不会。当然场面也很尴尬，但我超然地想：老子要去上研究生了。
这些天通过阅读和想象，自己也不是像刚来昆明时那么迷糊了，对于自己应当是什么和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越来越清晰，再阅读和反思中，我重新回到了我的理想：社会理论，也就是社会哲学上，我感到理论在考研前就是我一个与众不同的理想，如果我积极投身于社会理论领域，很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学者。如果我的个人条件不够，也起码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阐释者和组织者。我可以变成一个对我的学术旨趣很明白的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社会理论，并指导他们进入社会理论研究这条道路。就像陈建明兄说过的，中国社会学界懂理论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奢望自己能够走得非常远，因为一个学界中出现大师的机会是这个学界内沉淀的东西决定的，我觉得刘小枫先生最近主编的种种丛书，其"盛世修经典"的想法都与这有关，所以我希望自己先从西学入手，大致搞清楚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对自己的知识进行建构，中国的事情只是其次，我开始听到陈文超对于华东乡土派的解释，曾经感到新鲜和赞同，因为我原来有一种理解，即西方社会（学）理论是谈论的是西方的问题，这些西方的问题在东方国家，我们的语境中并不存在，所以要真正进入学术圈获得一种话语权，就必须从基础做起理解西方哲学、社会和问题，否则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但是关于华东乡土派的叙述给与我的想象是我们可以抛开西方的理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也就是焦玉良（http://www.snzg.cn/luntan/dispbbs.asp）先生评论中提到的“创建自己理论，摘掉有色眼镜的宏图大愿”。直接地受到《八十年代回忆录》（牛津大学版）的影响和启发，我又回到了开始的那个认识，并认为华中乡土派的实践者们取消对西方经典思想的回归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甚至“社会”范畴也同样是近代发展起来的，脱离西方思想传统建构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不理智之举，如果作为一个研究策略和实验，可能会产出很多经验；但是如果将这种策略上升为一种长远的指导战略，则是危险的。第二，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在与西方社会同质化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与西方社会在近代甚至是当前相似或者相同的问题，如果从根基上脱离当前西方社会学传统，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我们的学者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使有这样的能力，这种方法论是否会将中国社会学带到一个偏狭的角落并产生一门名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
（感谢陈建明同学给我的顿悟式启发）
